大跃进年代，一个响亮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把妇女从几千年来受家务奴役的地位解放出来！”

那么，平江县是怎样“解放妇女”的呢？

共产主义新创举 妇女赤膊大跃进

中共中央强调：解放妇女，就是解放生产力。而平江县的干部，则把这句话解释得更加直白一点：解放妇女，就是解放劳动力。

从灶台和家务中解放出来的妇女，被投入到人民公社这部最大限度地榨取农民血汗的绞肉机中，她们遭受奴役，要比男劳力深重得多；她们身受的苦难，要比男劳力悲惨得多。

人民公社实行“三化”，女性按照年龄，被编入不同名称的连队：年轻的姑娘小媳妇，被编入“佘赛花”连、“杨排风”连；年轻妇女被编入“穆桂英”连、“樊梨花”连；中年妇女被编入“赛金花”连、“娘子军”连；老太太被编入“佘太君”连……

宣传人民公社化的优越性时，平江干部天天把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挂在嘴上：“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够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得到。”

在大跃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岁月里，平江县的妇女们，每天和男人一样搞“大兵团作战”，

“苦干死干拚命干”，“流血流汗，改造河山”。但是，平江县的干部们，还要挖空心思出奇招，在妇女身上玩出大跃进的新奇招！

当时，各地都流传这样一句口号：“鼓足干劲，赤膊上阵！”平江县的干部们很快创造出一个新口号：“干群鼓足干劲，男女赤膊上阵！”并雷厉风行地在全县推行开来。

这个“共产主义新生事物”，并不是平江县干部们的独创。在湖南、河南、山东、湖北、河北、甘肃、浙江等地的一些档案馆，我们还能够找到这方面的原始材料。但是，像平江县的干部们那样大张旗鼓地召开现场会、后来上报中共中央而受到批评者，平江县是独此一家。

据当时县委的材料称：当时一些公社都搞起了妇女赤膊上阵。但是，正式提出“大搞妇女赤膊运动”的首创权，是东方红人民公社东安大队；而据我对当事人的调查，都说东安大队党总支副书记王XX,是这个“共产主义新生事物”在平江县的发明人。我查阅到了当年县委的一份材料，这样述说了这段历史：

全县当时流行生产劳动时打赤膊，比干劲，各工地进行“大兵团作战”，尤其是各兵团开展劳动竞赛时，男劳力必须打赤膊。

东安大队党总支副书记王XX动起了歪心思（原件无名字）,他在全大队社员大会上提出：“比政治听山歌，比劲头看赤膊！”他进一步阐述：“政治工作活不活跃，就看你们的山歌唱得好不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一听就知道我们解放了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山歌是人人要唱的，白天唱，晚上唱，干活的时候唱，开会前后要唱，年轻人唱，老年人也要唱。干活的时候要干劲冲天。干劲大怎么才能看出来呢？出了白天黑夜干以外，就是要打赤膊。男人打，女人也要打；媳妇要打，姑娘也要打！怕什么丢人呀，表现干劲大嘛!不仅不丢人，还光荣得很呢！”

东安大队党总支书记张焰山闻讯，感到“这个新生事物硬是要得。别的地方只是搞出来，我们把它搞成运动，这是个创举！”

东安大队党总支开会讨论后，决定召开现场会，大张旗鼓地宣传推广。

1958年11月6日，东安大队全体社员大兵团作战，搞农田基本建设。

工地上，男女青壮社员千余人，今天格外不一般。男人们一色的赤膊、一双赤脚；现场538名妇女中，有300多人在大队干部的淫威下，被迫脱去衣服打赤膊。

一些姑娘不愿脱衣，各连队干部和积极份子一拥而上，硬是把她们上身的衣服脱过精光。一些姑娘被脱光上衣后，转过脸去放声大哭。

张炎山大怒，骂这些女人们是“给脸不要脸！这是共产主义劳动的新生事物，你们再哭丧，就是破坏共产主义！”

各队干部奉命制止那些哭泣不止的女人。副书记王XX骂道：“臭婊子！好事让你们哭坏了！打个赤膊有么子了不起的嘛！不就是露两坨肉吗？哪个还敢不拿工具搞劳动的，小心请她吃家伙！”

张焰山拿着喇叭筒，站在地头上大谈“共产主义新生事物”的“伟大意义”；连队干部手持棍棒和绳索，围着赤膊的妇女们督战，眼睛刀子似的挖向女人们的胸脯上，嘴里还用劲吆喝这个出力，那个使劲。

那些姑娘媳妇的父兄丈夫们，只是在一边低着头默默地使劲干活。现场有几个姑娘媳妇想反抗，连声大喊自己的父亲或丈夫，要他们快来“救命啦！”但是，当时没有一个人上前抗争！

据事后调查，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心里很难受。但是，干部们用“共产主义”大帽子往下压，谁都怕说得不好，惹出干部的家伙上身。

男社员刘傅兴实在看不下去了，站出来哀求道：“大姑娘就不要打赤膊了吧？”

X连谢指导员正在围着一个哭泣不止的大姑娘训斥，一听这话：“屁股眼里头都冒出火来，”他赶上前大骂刘傅兴“放你娘的狗臭屁！大姑娘不打哪个打？！”随即喝令：“刘傅兴，你反对大跃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三面红旗！快快跟老子跪下！”

一群干部和积极份子一拥而上，把刘傅兴按倒在地。刘傅兴从上午一直跪到天黑。当天罚他饿饭。

东安大队“妇女赤膊上阵”不仅没有达到制止，反而成为“先进经验”，在全县自发地推广开来。各地在学习推广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创造出许多稀奇古怪的新花样”。

三阳公社石坪大队总支委员唐绪普，规定妇女来了月经要挂牌，并要脱裤子，经他动手摸过检查才准假。他所在的长岭生产队麻岭作业组，有11个适龄妇女，个个被他“检查”。他对长得漂亮点的，经常是一摸上手就没个完，也不管手上有血没有血。对于他看不上的妇女，他经常一听请假，掉头就走，既不检查，也不准假。这个“制度”一直坚持到1960年才停止。

1959年冬季，石坪大队劳动力调上高冲水库工地，贫农妇女洪笑英来了例假，几次请假不答应，月经流到脚背上，洪笑英实在扛不住，再次找他去请假。唐绪普不但不批准，还说她是要偷懒，当场使劲抽了她两个耳光。

1960年11月29日，平江县委派驻三阳公社整风整社工作组向县委发出《关于三阳公社“五风”情况的初步综合》。该报告说:“由于唐这样，全队11个妇女，犯月经病的4人，子宫下垂的2人，其他五个身体都不够好。”

东方红公社8个管理区（大队）大力推行“赤膊化”，尤其强调“妇女赤膊上阵”。

该公社托田大队更上一层楼，竟然把“妇女赤膊上阵”，画成妇女赤身裸体上阵大跃进的宣传画。大队还用黑板报、广播筒、大标语等式，大力推广“妇女赤膊上阵”，进行“妇女赤膊上阵”的“共产主义大竞赛”。

大队书记提出：“共产主义大竞赛”，就看妇女打赤膊!要进行“插红旗，拔白旗”的评比竞赛。哪个小队妇女赤膊率高，那个小队就是“共产主义大竞赛”的红旗单位；哪个小队妇女赤膊率低，就要插白旗，就要追查小队干部的原因。

一时间，在东方红公社，形成了干部大跃进比干劲，专比妇女打赤膊有多少的“共产主义大竞赛”高潮！不管天晴还是下雨，不管是天寒地冻还是刮风落雪，东方红公社的“娘子军”们，出工都是一色打赤膊！！！

东方红公社推广“妇女赤膊化会”后，妇女们私下说：“这个共产主义不得了，先打赤膊，后打赤脚，今后恐怕就会打条胯喽！”也有妇女私下猜测：“共产党，共产党，只怕共产主义真的要搞共产共妻吧？”

由于当时人民公社实行“男营女营”，夫妻分居，人们越想越怕，生怕真的实行“共产共妻”。一时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会道门徒也开始四处活动，传播“三世末劫”等观念。平江县社会和人心大乱。

“妇女赤膊化”，激起民众的极度愤怒。一些有良知者，纷纷上书中共中央、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

由于中共中央、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关于纠正“妇女赤膊化”的指示，平江县委开始把这个问题当作“认识问题”，提出停止。11月28日，曾经很欣赏“妇女赤膊化”、并亲眼目睹过现场情况的平江县委常委侯印，在“平江县人民公社社队干部会议”上，开始对“妇女赤膊化”提出批评。他说：“东安大队的妇女赤膊运动，党委书记张焰山不但不加制止，反而召开现场会推广，这就是对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反对的，什么是提倡的不明确，是非不清。”

直到1959年3月，在整风运动中，平江县委才正式认识到问题的错误性质，予以正式煞车。县委书记朱文轩，在“湘潭地委王书记、樊部长、张副部长”坐镇的平江县委扩干会议上做《关于一九五八年工作总结的报告》中，把它作为“严重的强迫命令”、“民主作风差”的问题，提出批评：“东安大队还强迫妇女赤膊化，提出：‘干劲冲天看赤膊，政治空气看山歌’。”

至此，“妇女赤膊化”被正式制止。

查例假，摸月经！

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岁月里，东方红公社的“共产主义新生事物”，竟然煽起了更多干部大搞“共产主义伟大创举”的新激情。一时间，“妇女赤膊赛诗会”、 “妇女赤膊演讲赛”、 “佘赛花赤膊炼钢炉”、 “樊梨花赤膊挑炭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东方红公社的干部们搞出“伟大创举”，灯塔公社的干部更是挖空心思，花样翻新，竟然“发明”出“检查月经”的“共产主义劳动制度”！

女人从少女时代来月经，一直到更年期止。因其月月经血定期来潮，其间不得从事重体力劳动和房事，故亦称之为“例假”。平江县各人民公社条例中，也明确了妇女“例假”休息的原则。

大跃进声称“解放了妇女劳动力”，“男女都一样”。但是，大跃进不能不让妇女来月经，来了月经还是得休息。而每个女人的月经期不一样，就是同一个女人，其月经期也不一定稳定。

人民公社的干部们，开始为妇女月经期的问题而烦恼。大跃进任务重，妇女今天你请假，明天她休息。当时，好些公社规定：“装病偷懒的一律不得请假”，大多数干部对于病患社员就是一句话：“装病偷懒，明天出工”。但女人月经例假还是得让她们休息吧？一个连队妇女上百号，指导员、连长哪里搞得清哪个妇女哪天是她的例假期？有没有藉着例假装病偷懒的？

平江县几个公社的干部，都曾为这个问题向上请示，而不得要领。

灯塔公社三和大队的干部想出了绝招：在全县率先建立起月经登记薄！到期按规定休假三天。

灯塔公社一营二连连长和指导员还是不爽。一些妇女声称：“月经期不稳”，经常和干部们吵吵闹闹要求请假。连长和指导员专门咂摸了好多天，终于开了窍：来没来月经，一查就知道嘛！这两个家伙，为找到“加强共产主义劳动制度的新创举而兴高采烈。当晚，二人在连部干部小灶炒菜加餐，饮酒庆贺。

于是，灯塔公社一营二连发布新规定：建立妇女月经登记薄，“对期的准假三天，不对期的进行检查。”检查的执行人，为该连主要负责人。

这一天，女社员李月莲的经期对不上，比上个月提前了好几天。李玉良连长和指导员按照规定开始询问：“李月莲你是真的还是假哦？”李月莲一脸通红小声说：“这个事还有得假吗？”

“那不行，你说来了月经，哪个晓得嘛。这样吧，按照新规定，你就脱了裤子，让我检查检查吧！”

李月莲一直是队上的积极份子，“思想觉悟一直很高”，平时口口声声听共产党的话。但是，共产主义觉悟再高，她也不愿意脱了裤子，让人家摸她这个大姑娘一把的程度。她脸红脖子粗地表示坚决不行。

李玉良走上前来说：“这样吧，照顾照顾积极份子，你不脱裤子，让我摸一把。”他一手拉住李月莲，一手伸进她的裤裆中。果然摸到一手血。李连长“哈哈”一笑，批准了她三天假。

李玉良连长和指导员“摸一把”的“先进经验”，在干部们吃夜餐的时候，你一口酒，我一块肉，淫声浪语中传播开来。很快，一些大队干部开始了“摸一把，查月经”。继灯塔公社之后，红旗公社、拥江公社、红色公社、东风公社的一些地方，凡妇女月经不对，干部必查！

对此，我询问过当地的几位过来人：为什么妇女为了三天的例假期，竟然就肯让干部摸一把？人们告诉我：那年头，社员被干部们整的死去活来的，哪里还有人格和羞耻啊？你是想不到的，在那种天天没日没夜地苦战中，人们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找到休息的机会！不要说摸一把，歇三天了，好些年轻漂亮的大姑娘，为了安排个轻松点的活计，晚上还得陪着干部睡一夜呢！

1958年11月28日，在“平江县人民公社社队干部会议”上，灯塔公社营长、连长、工作干部共166人与会。在讨论发言时，《会议简报》第4期刊登：《灯塔公社干部作风排队》中这样写道：

摸月经。三和大队建立了月经登记薄。四营二连妇女李月莲，不久时间报了二次月经。连长李玉良说她是假货，竟用手去摸。

打赤膊。合胜大队在修水利中，发动社员打赤膊竞赛,男社员打了，就逼妇女打赤膊。他们说：“谁不打赤膊，谁就生产没劲头。”参加修水利的2个妇女都打赤膊上阵了。

县委书记朱文轩在平江县委扩干会议上《关于一九五八年工作总结的报告》中，代表县委检讨说，我们的干部作风存在问题，“有的月经来了，不能出工，干部恶劣地喊要他脱裤子检查。”

“史无前例的妇女病”

那些有幸熬过大跃进和苦日子年代平江县妇女们，在这场被东风公社一个老秀才称之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中，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大劫难”。除去极少数县委干部家属、公社书记家属和一些大队主要干部家属外，全县妇女的身体素质，无论城乡，无论长幼，几乎无一例外受到了一场大摧残。只是农村妇女所受罪过的程度，远较城市妇女和女干部更为严重得多罢了。

女性所受的体力和人格上苦难，超过男子，其死亡的比例上，远远大于男性。

育龄妇女成为“解放了的劳动力”，成为劳动生产中与男人同样的“主力军”。

据大桥公社卫生院1961年9月16日《大桥公社中县大队妇幼卫生工作的调查报告》称：妇女生育率下降严重。主要原因，都系妇女闭经或经期不调。边山片4 个生产队10个生育妇女，闭经一年以上的5个.营养不良影响身体健康，组织机体衰退。坛山生产队袁毅纯脸黄消瘦，体重减轻，头昏背痛，两年多来不行经。为在前一阶段对妇女劳动保护注意不够，劳累过头。

大桥公社中县菜滩三生产队妇女仇答凤，61年时33岁，过去身体很好，两年来月经经常不调。在58年12月份修新塘水库时，正是月经来潮。队长陈耀林强迫她挑塘泥。过度劳累，出血过多，受寒湿刺激，因此引起月经病，至今未愈。

1961年9月21日，向良协向县委除害灭病办公室、浯口公社党委报告说：他和调查工作组深入浯口公社鲁合大队调查，全队295户，907人。其中女性 436人，妇女全半劳力256人。共查出妇科病55人，占育龄妇女的21.5%。主要原因是妇女劳动强度大大增加，严重营养不良所至。

从1959年初～1963年夏季,在与男性同样遭受水肿病、肠胃病、干瘦病等等疾病危害的同时，平江县妇女们，还大量泛滥和发生着妇科病。

据平江县委除害灭病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县委的报告说，至1961年1月，全县查明妇科病有8,375人。其中，子宫下垂1361人，闭经4,010人，其他3,004人。其实，当时的病情远比该报告反映的情况严重得多。

据1961年5月21日，平江县委除害灭病办公室给湘潭地委、湖南省委的报告称：到5月为止，全县有妇科病17,762人，其中“治愈”12,576人，占患病人数的31%。

根据我对当年各地除害灭病办公室统计材料的研究，它们一般是办公室听汇报、拍脑袋、领导指示的数字。如果按照该材料“治愈12,576人，占患病人数的31%”计算的话，那么，当时的妇科病患病人数决不会是17,762人，而是接近4万人。

6月，加义区查处妇科病患者1,552人。

10月12日，平江县委除害灭病办公室制定的《三病统计表》，在县委严格要求下，比较前期而言，相对接近实际情况地统计了当时各公社妇科病的患病人数：

城关：84人；东源：58人；三阳：158人；清水：151人；浊水：107人；安定：351人；三市：163人；夹口：220人；大桥：121人；芦冈（原文如此——引者）：110人；思村：72人；长田：148人；加义：235人；谢江：118人；献钟：214人；长寿：208人；桂桥：210人；南桥：55人；邵阳：72人；黄金：52人；大口峡：84人；龙门：62人；木瓜：53人；金坪：44人；浆市：71人；长庆：74人；大坪：95人；虹桥：185人；南江：112人；昌江：54人；石浆：53人；东塔：74人；板江：48人；梅仙：476人；中纲（原文如此——引者）：68人；思溪：62人；三墩：45人；瑚佩：44人；谈胥：109人；岑川：31人；西江：26人；江市：99人；拥江：290人；三联：77人；双江：208人；河东：92人；浯口：149人；时半（原文如此——引者）：122人；栗山：164人；三和：76人；何家：60人。

此外，天岳、大州、团山、板庄等地未统计。

全县妇科病患者，合计：6,114人。

让我们来具体看一个所谓“三类地区”的典型案例。

1961年4月，思村卫生院给县委上报《关于蒋山大队防治疾病的报告》。报告称：该大队现有657户2,172人，男全劳力287人，男半劳力287人，女全劳力204人，女全劳力164人。“这个队是我社发病最严重的地区”。共发水肿病158人，其中，妇女发病人数占一定比例。此外，妇科病131人，占女全、半劳力总人数的35.6%。

妇女被“解放”成为大跃进的劳动力，承受着和男人同样的重负，遭受到超过男人的凌辱和苦难，成为大跃进那座乌托邦祭坛上，最悲壮的献祭！

          感冒，于卫生室输液，电话中，跟朋友说起李锐的最新打油诗，临床的本校离休老太太一下激动起来，原来她长期订阅《炎黄春秋》，是李锐老粉丝。并主动推荐一本叫《苦旅纪实》的回忆录，作者是本地（云南曲靖）离休干部李荫祥。作者早年为滇黔桂边纵老战士，后来曾任曲靖沾益县公安局长，后打为右派，文革继续被迫害，曾数次被秘密报请“枪决”。“五人帮”倒台后，于曲靖检察院任职至“离休”。90年代中期，小侯曾与他打过数次交道。一天之内翻完此书，觉得老头有些难得：一是无论1957被整成“右派”还是文革被弄成“反革命头子”，他始终未认罪，二是他没像大多数冤者一样因“平反”感激涕零，不仅记恨而且反思，对阳谋，对领袖。但小侯更感兴趣的是老头那毛骨悚然的土改酷刑回忆（减退、反霸其实是土改的前戏，是土改的一部分）。这里摘录的本书P138-141的部分内容，比起土改酷刑，后来的内斗迫害与刑讯算得是相当斯文的了。下午要赴新疆“学习考察”，很遗憾，只好提前数日贴出，女士、恐血症及心脏病患者慎读！

1、“老牛拔桩”与“点天灯”

时间：1951年3-5月
地点：云南曲靖沾益县大营乡飞机场边

“……才过几天，我就被通知到县委工作队去参加减退工作。县委工作队驻在大营乡，就在沾益飞机场（侯按：这是抗战其间，美军在曲靖修的两个军用机场之一）边上，离城五华里……
为了推动斗争深入发展，干部队伍中掀起‘反地富思想’的学习。不准对地主富农有什么同情，更不准包庇。在大营的一次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上，会议是由农民选出的农会主席主持，对地主追交‘不义之财’（当时叫做‘追浮财’）时，斗争会出现了酷刑逼供，一个姓王的地主，又当过保长，被吊起来用细棍子打，后又搞‘老牛拔桩’（注：将木桩钉入地下，又把地主的手指绑在木桩上，然后在手指与木桩及绳子间加楔子，使地主受罪）。使用这些办法地主仍不交出财就‘点天灯’（注：是将地主的手指用油浸透的棉花抱着，然后用火把棉花点燃），这个地主被烧了喊天叫地痛得几死几活，最后，这手指被烧了一截，残废了。看到这些做法，我想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规定，明知道这样做不符合共产党的政策，但不敢在语言上加以制止，怕被带上‘地富思想’的帽子。有的干部提出‘这样不好’的意见，就被地委工作队的队长王兰亭严厉批评，说是‘同情和包庇地主’。而对出头使用酷刑的人，王则在会上大加赞扬，说是‘斗争很有气势，打了地主的威风’……”

 

2、地主小老婆被生割乳房

时间：1951年3-5月
地点：云南曲靖沾益县现汽车总站背后广场

“点上的减退工作结束了，县委决定向全县铺开。为此，召开了全县的区乡干部会和县农代会进行布置。为了震慑阶级敌人，造成声势，还要在会议期间召开群众斗争大会，把全县的大恶霸大地主揪出来斗争，并计划枪毙一批恶霸，已在会前整理材料，上报给掌握杀人权的地委主要领导批准。
农代会、干部会如期举行，万人斗争大会也按原定计划召开。会场设在（现）沾益汽车总站后面的广场上。……到会人数约三四万人。为了表示代表群众，县委、政府、农协、青年团、妇联的负责人都到台上就坐，并称为大会主席团。开会时县委书记甘文忠到场并讲话。我是青年团的头，也被叫到台上坐着，会议由农协主席余福礼主持。
……斗争时的重点在追缴地霸‘浮财’……。在最先拉上台斗争的几个县城有钱的地主，一上台就吓得发抖，一叫他‘交出钱财’就规规矩矩地说出‘钱在哪里，有多少，完全交出来。’
在斗争全县最大的地霸潘子笏时，由于他是长期被批斗，已衰弱得很说不出话来。就在这时人群中有人大声叫起来：‘潘子笏不老实，不交钱财，就把他的小老婆拉来斗争。’这话一出，许多人随声附和，‘要得，斗他的小老婆。’立即跳出几个‘民兵’（实际上是几个油杂分子，这些人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们跑到会场一边的‘地主家属’群众，把潘子笏才二十多虽的小老婆扭着手拖上主席台斗争。……
这个突然从家属群中被抓上台的年轻女人根本想不到恶运已降临到她头上，她成了代替潘子笏挨斗的人。在减退开始时，上级报告中曾经交代：‘在群众运动起来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些过火的行为，领导干部只能及时加以引导，不能给群众泼冷水’……
在逼潘子笏小老婆交出钱财时，她总说‘潘家的钱从来不让我管，我不知道他家的钱在什么地方！’连问几次，她都这样答，于是有人喊‘把她吊起来，’‘吊起来’。
她被吊起来了，一面求饶，一面叫：‘我确实不知道他家把钱放在哪里，潘家从来不叫我管家。也不让我知道，我确实认不得，你们问他嘛！’
潘子笏有两个小老婆，这个小的才进门四五年，年纪才二十四五岁，比潘子笏的年纪小二十多岁（后来才知道，这个女的读过初中，是家中欠潘子笏的债，还不起，被逼着用女的抵债才嫁潘子笏的，所以她实际上是地主老财压迫剥削的受害者，潘家怎么会让她管家？她又怎能知道潘家的钱财呢？）
可是，这个几万人的斗争会，被几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油杂分子指挥着。在女的被吊起来又交不出底财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拔出一把匕首，把她的衣服挑烂用刀压在她的乳房上，威胁她：
‘你再不交出潘家的钱财，就把你的奶割掉！’
‘我的确认不得，你们问他家嘛’她哀求。
‘不说就割！’台下有几个人吼。
‘说不说？说不说？’持刀的人在威胁！
‘我真的认不得，求你们问他嘛’女的在哭，在求告。
忽然女的‘哎哟’的大喊一声，只见鲜血顺着她的胸脯淌下来，淌在裤子上，也淌在主席台上……
那个持刀的所谓‘民兵’，真的割下她的一只奶。
女的痛得昏死过去了……
……
‘赶快放下来，抬到一边去。’农会主席下了命令，人才被放下来抬到会场一边去了……
这时台下的人群中，什么表情都有，有站起来看热闹的，有低声议论‘为什么要割？’的，还有些老年人不忍看低下头的，个别人还悄悄地揩自己的眼泪……
女的被抬走了，会场的斗争对象换成另一个，斗争会还在继续……
这时，坐在我身边的县委书记甘文忠轻声对我说，‘你赶快回县委会去打个电话给杨承明政委，把这里发生的突然事件告诉他，就说我请他务必来一趟，帮助我们处理这个问题。对这个女的原来没有报请批准枪毙，现在已经昏死了，处理不好会造成影响，请他来一趟。’
……放下电话，我跑回会场，向甘文忠同志说了‘半个小时后，杨政委到，不过，他在电话上发火了。’
斗争会还在进行，还在吊打其他地主，……一会，地委书记杨承明来到现场，他和甘文忠同志讲了好一阵的话，又到会场旁边去看了那个被割了奶还在昏迷不醒的女人，回到主席台上，他对甘文忠同志讲；‘算了吧，等一会宣布枪毙地主恶霸时，连她也一齐枪毙了，这样议论会少一些。’
斗争会结束了，由人民法庭宣布处死刑的名单，原来已报请批准枪毙42个，临时加上潘子笏的小老婆，那天共枪决了43个人。
这些被处极刑的人，就被拉到会场一侧，由民警队枪决了。临时被割了奶昏死的那个女人没法跪，被拖到一边，填了一枪，也结束了她的生命。

说实话，枪毙潘子笏的小老婆我总感到不对劲。她不是地主恶霸，被吊打、受酷刑、被割奶已经极不应该，我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有一条‘不不虐待俘虏’嘛，我们为什么不执行呢？被割了奶昏过去不但不给救治，反而‘杀了算了’，是否太过分了？是否太左了！但是，换个位子一想，杨政委如果不批准杀这个女的，谁来救治她呢？她能活过来吗？……

          文革中大屠杀不是个别现象，也不是无组织的行为，而是在自上而下的领导下发生的大规模的灭绝人性的暴行，广西的大屠杀就是由当时的地区革委会主任指导由部队组织实施的，同样的屠杀在北京、在湖南等地都发生过。其实，母亲并不丑陋，丑陋的是这个缺乏最起码的人道主义精神愚昧麻木的带有原始的野蛮性的群体。由于缺乏良知，缺乏教化，只要有人别有用心的唆使，就往往能犯下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的罪行，变得比禽兽更凶残。记住这段丑恶万分的历史吧，忘记历史，历史就还会再次重演！（消息来源：广西武宣县档案；中国作家的实地调查）　
 
（一） 王副书记为我们打开绿灯
　　　　　　
　　自成都赴南宁，一路马不停蹄。南宁给我们的印象是淳朴美好的。一下车，便请一三轮车工人拉我们去找旅馆。要价很低，态度极佳。见第一处咱们未选中，便又殷情迎上来，要带我们去另一处。以为他想再挣我们钱，便婉言谢绝，在附近徒步找寻。那汉子并不走远，不时过来给咱们参谋。看来，他并非看中了咱们几个小钱，而确实是放心不下。咱俩感慨不已。这便是咱们遇见的第一个南宁人。南宁的公共汽车上下车秩序亦使人感叹：人们彬彬如君子，一个窄窄的车门，居然可以分成左右，一排上，一排下。我敢说，在全国各大城市，上下车如此谦让有序的，只有南宁。雨天，各处停放的自行车，皆披着主人脱下的雨衣，花花绿绿一片。民风淳厚古朴，使人觉得彷佛误入桃花源。那一刻，我几乎怀疑起大屠杀、人食人的惨剧。我简直希望那一切只不过是误传。　　
　　马上开始工作。通过关系，我找到广西自治区政法委员会副书记王某，出示介绍信，并按照咱俩事先商量好的口径说明来意：收集资料，研究文革中的反常心理，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文革对人民的毒害。王副书记态度尚好，接谈半小时，承认广西文革期间曾屠杀九余万人（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数字，与我在民间多次听说的相去不远，估计出入不过百分之五十。他在我的介绍信后签上意见：请区处遗办接洽。盖上大印。我辞谢出来，感到旗开得胜：在最高主管部门能了解到这些情况，已属不易了。更重要的是：绿灯已经打开。

　　　　
　　　副师长在宾阳亲自主持杀人现场会
　　　　
　　根据各界朋友们给咱们提供的线索，次日我到自治区“处遗办”。这是一个从省到县甚至到乡的办案系统。因为各级党、政及公检法部门在文革中都不乾净，只好设立了这一临时机构以打开局面），请他们加盖公章，在介绍信上签署意见，批转南宁地区、梧州地区、柳州地区接待。

　　　　
　　宾阳是南宁附近的交通枢纽，人口稠密的商业中心。这里杀人数目全区之冠。县处遗办的领导纪委副书记老李，一股脑向我倾诉了大屠杀的全过程：驻军某师长兼任县革委主任，觉得无组织的乱斗乱打死人气派还不够大，阶级斗争的台风刮得还不够猛，便亲自布置，召来各公社民兵，武装干部，在县城卢墟的闹市区开“杀人现场会”。一次数十人拖上来，颈挂地富反坏右黑牌，宣布“罪状”：“某某地主，剥削劳动人民；某某右派，攻击社会主义；某某现行反革命，破坏文化大革命……”每人寥寥一、二语。然后高声问围观群众：“毛主席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对这些死不悔改的阶级敌人，大家说，怎么办？”疯狂而渴望嗜血的人群发出一声吼叫：“杀！”便一拥而上，有人提起事先准备好的棍棒，有人拾起路边的砖瓦石块，一阵毒打，不到十数分钟，跪作一排的“阶级敌人”全部毙命。“杀人现场会”后，布置民兵干部回各公社照此办理，而副师长则坐镇县革委，每日催各公社电话报杀人数字。开始人们下不了手，于是将杀人数字较低的公社全县通报批评：“阶级斗争盖子尚未揭开！”在该首长的电话、会议督战下，在他亲临杀人现场指导检查下，宾阳县在短短二十天内，便屠杀三千余人！该首长亦深知如此乱杀下去后果严重，便一面声称要制止乱杀，一面却开干部会，公然号召抓紧时间，突击杀人：“现在还可以，到时候就不能再杀了”云云；还亲自规定：不准开枪，要用刺刀，用棍棒……。

　　　　
　　一时间里，全县一片“红色恐怖”，连县城卢墟城的闹市也死尸遍地。这个几乎位于广西正中的交通枢纽，顿时交通断绝。无人敢收殓掩埋的尸体堵塞了道路。尸体和血泊上洒满石灰。血腥味和尸臭弥漫在县城的街市。每日天未黑尽，街道上已杳无人迹……。十几年来，许多当年的刽子手都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而这位宾阳事件的策划者、组织者、指挥者却在军队保护下荣升为广州警备区副司令，并以此衔光荣离休，在广州的深宅大院里悠闲养老。县处遗办主任李副书记愤怒地递给我一份以该县名义上报的控诉书，坚决要求将该副师长绳之以法。

　　　　
　　　　
　　上林──南宁附近一山区小县，人口少，但杀人按比例全区第一。记不清是何原因，总之未能查阅案卷。幸好手中有朋友托朋友的名单，文化界的朋友们盛情款待，杀鸡摆宴。席间谈起上林文革杀人情况，一阵“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刮来，人们便开始乱抓乱打乱杀。一时间杀人如麻（数字不在手边），县城电线杆上皆挂满人头。问及吃人，满座皆称上林吃人不多，远远比不上武宣等县。人们记得的案例是：某将人活活剖腹取肝后得意洋洋提回家吃。半途见一人，问：被杀者同意你吃他肝了吗？答曰没问。不行不行，他若不答应，你吃他的肝没用。（本地迷信，吃甚补甚。）某将肝丢弃，又去抓了一个“阶级敌人”，用种种酷刑，逼迫被害者同意被食，遂活剖取肝而食。采访之余，老莫还向我谈了他死里逃生的经历：一日晨，被专政的“牛鬼蛇神”们正在田里劳改，忽一队武装民兵来押人去开批斗会。老莫见难友们都被押走，却无人叫他，便恭敬地问一民兵。那民兵考虑一番，说：“只叫我来带自己村的人，你去不去我不管。”老莫遂未去会场。而那日参加批斗会的人，全被打死，无一幸免……。

　　　　
　　　中华民族的国粹：杀孩子斩草除根
　　　　
　　马不停蹄地紧张采访。我的采访本上记载了越来越多的血色文字。……
　　　　
　　蒙山县某村大杀牛鬼蛇神，连吃奶的孩子也不放过。先虐杀其父母，然后用绳索往孩子们脖子上一套，拖上就走。有稍大的孩子，认得是常来家打牌喝酒的熟人，叫道，X×伯伯，你莫开玩笑……。话音未落，已被套住喉咙。案卷上凶手们的供词：“我们套上就跑，背后大路上尘土飞扬。……”没到地方，孩子们大多已被勒死、拖死，连哭都没哭一声。把孩子们扔进一废弃的防空壕，再抱起大石往里砸……。一家夫妇，男人有出身问题，女人却是百分之百的贫下中农。女人抱着即将被杀害的几个（三个？）孩子哭成一团。她的要求不高：“给我留下一个最小的也好啊！”但民兵们毫无人性地连她怀中正吃奶的孩子也一起套走。【二访广西，在游花山崖画时，几位广西诗人也给咱们讲了类似细节：母亲忍泪给将死的孩子换上新衣，说叔叔们要带他去外婆家。天真的孩子怎知这是他幼小生命的末日，欢天喜地而去……】──杀孩子斩草除根，这中华民族的封建国粹，在我查阅的案卷中多有记载。最“人道”的是行刑前鉴别男女性别，杀男留女。一案卷中载：一凶手抱起孩子一摸，说是女的，又一凶手上前复查；组织者仍不放心，又亲自检查，小女婴方得幸免。据多人向我提供：桂北融安县便有一条“寡妇街”。一条街的男人和男婴均被屠戮殆尽，唯存女性。

　　　　
　　杀完人，便杀被害者的猪鸡鸭鹅，贱价拍卖家产，买酒“庆功”，行同盗匪，无耻之尤！这个去县城仅二华里左右的村庄（其他村也杀），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一晚，巡逻民兵无聊，想进某家坐坐。拍门声惊得主人喃喃自语：“该我了，该我了……”马上悬梁自尽。民兵们听到响声，砸开门将他救活。（此人文革后任生产队长。）滥杀无辜、人人自危之状，可见一斑。

　　　　
　　晚上，我通过县处遗办邀请的一位中年农民如约而至。此人声音低沉，少语寡言。但正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在一本秘密日记上逐日记录了该村的大屠杀。我问他要日记，可惜〔日记〕在清查处理案件时交给了工作组，大约已作为证据而归入某级档案。他低沉地向我追述了种种惨无人道的事件和细节。最后我才发现：正是他后来出于深深的同情娶了那位连吃奶孩子都未能保住的女人。那女人又生了几个孩子，都已上学了。……八三年后“处遗”时，凶手们要上门赔罪，女人拒不接受。后来在有关人员“说服动员”下，勉强同意。于是凶手们带上几斤点心，几斤肉，跪下赔罪。女人在有关政策的“教育”下，接受了凶手们的赔罪，将血海深仇一笔勾销，还含泪给凶手们倒茶。
　　　　
　　　　　　　　鼓励年轻姑娘杀人，杀几人称几姐
　　　　
　　锺山县某村，武斗民兵远赴贺县（？）围攻四·二二派的据点（某矿）时死一人，遂在俘虏中任意抓了三人返村祭坟。其中二人系国内外知名的工程师夫妇；只要是经该工程师签名认可的矿砂，国外一律免检。矿区被围时，夫妇二人未能及时逃脱，于是被视为俘虏。在埋葬武斗烈士的祭坟仪式上，主持者宣布罪状；某，工程师，帮助设计武斗工事；每月工资高达一百多元！工程师请求发言，大约他想辩解未曾参与武斗及工事之设计建造，他不是建筑工程师；他肯定还要说他妻子直到今天还是全国人大代表，不经全国人大，公安局都不能逮捕……。主持者禁止他发言。一声枪响，几位姑娘率先冲上来，抡起马刀就砍。三人刹时间便倒卧血泊。然后将受难者尸体抛入坟坑，再于他们尸体之上安置享祭者的棺木。【令人不解的是，人们往往煽动、鼓励年轻姑娘杀人，杀过几人便尊称几姐，新修的文革史志材料上称：三姐四姐、五姐等颇多，最多有九姐十姐！】请乡政府官员带我去杀人现场，皆面作难色，称“忘了”。我知道这是托词，坚持请求。他们陪我驱车至该村，连询几人皆称“忘了”。当年那么大的杀人场面，十来年就忘了？终于抓到一村干部，只好带我去。村后二里许的一块平坦草坡上，有一处荒草掩盖的墓穴。民兵的棺木迁葬了，几位无辜者的骸骨亦在八三年处遗后被亲人带走了。工程师夫妇在北京工作的儿子洗净双亲的遗骨，用麻纸一块块包裹起背走了。头骨上深深的刀痕清晰可辨。……那村依一座拔地而起的石灰岩山而建，景色如画。萋萋芳草，掩盖了昔日的罪行。牧归时分，牛群驮着横坐的孩子们缓缓行过……

　　　　
　　上林县某村，采访一位杀人而食的支部书记。案子他早已供认不讳，案情亦不复杂，普通得我至今已无任何印象。但这位食人者的形像却牢牢刻在我记忆中。谈起往事，他如同谈一件与己无关的闲事，谈笑自若。我早就将相机准备好，大光圈，慢速度（屋里一般较暗），开始谈话时便选择好座位，似乎漫不经心地随手摆弄相机，根据目测估计距离，估计取景。趁他不注意相机时轻轻揿动快门。这些未遭惩办（最多开除党籍）的凶手们不喜欢拍照。现在他们没有多大压力，完全会断然拒绝。谈及吃人，他兴致勃勃谈到在游击队时就吃过敌人，彷佛这是他历史中最光荣的一部份。见他谈起人肝的种种吃法，我突发一异想天开的问题：“人肝怎么做最好吃？”他答道：“烤着吃
最好吃，香。煮的有腥味。”
　　　　
　　在该村，乡干部带我寻访另一位杀人而食的主犯，可惜他外出未归。天色已晚，只 好登车返县。　　
　　一日，我要去寻访一著名案例中的首犯。人们说要走许多路，劝我不去。我执意要去，走多少路都要去。我想在面对面的接触中增加感性认识。在一座残破待修的木桥前，小车停下。我们步行到某村。在一座低矮阴暗的农舍里，我终于见到了苍老的凶手。案情我早已背熟：解放时，该村一地主上山为匪，剿匪时，将地主及其两儿枪毙；一起上山的小儿年尚幼小，判刑劳改。释放回村，已无立锥之地，便到邻村认一户贫下中农为父母，老实勤勉地耕种收获。不料文革突至，村里要搞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手头竟无人可杀。忽忆起地主之幼子尚在邻村，便命民兵去抓。谁知邻村早已动手，将他关起来。从窗里，他看见旧村民兵至，自忖死期已至。为了少受点罪，立即上吊自杀。民兵们冲上楼去，将他放下救活，五花大绑押解回村。半途，他任打死也不肯再挪动一步。于是塞进竹编的猪笼，抬回村去。在村中将他绑在电线杆上，打得死去活来还不解恨，便用烧红的锅铲一点点烙。死去活来，活来死去。趁他昏死过去时，拖到小河边一块倾斜着伸入水中的岩石上，几人用树枝按住他四肢，凶手易晚生动手剖腹……。

　　　　
　　──这就是易晚生啦？瘦小而乾瘪的老头儿。我们进去时，他正和几个老头在玩纸牌消遣。也是该颐养天年的年纪了。可你为何要动手杀人取肝？老人的开场白极为英勇无畏：“对，什么我都承认。我已经八十六岁了，不怕坐牢。反正活不了几天了！”【公安机关未捕他的理由正是年事已高（！），“抓不抓没意思，一抓起来肯定死在监狱里……”】说罢，老人挑战似地昂首望着我。但我并未应战，只是与他侃侃而谈。“──为什么要杀他？他父亲上山当土匪，弄得全村不安，我那阵儿是民兵，每天晚上站岗巡逻，几十天时间，枪托子把衣裳都磨烂了。……他父亲有什么罪恶？把村里准备烧砖瓦的一垛草放火烧了！害得大家没东西烧砖瓦！……是我杀了他。谁来问我都不怕，干革命，心红胆壮！全村人都拥护我。毛主席说：不是我们杀了他，就是他杀了我们！你死我活，阶级斗争！……我犯了错误：应该由政府来杀，不该由我们来杀。……是我动的手。头一把刀割不动，扔了。第二把刀才切开。……伸手去掏心肝，血热得烫手。只好从河里戽水冲，冲凉了我把心肝掏出来，一人切一块，全村人拿回家吃了。……”
　　
　我给老人和他的老石磨、烂家具拍了照。又是几年过去了，老人大约已不在人世。
　那么，那几张照片将是他的遗照了。
（二）
上林三里公社大血案血泊没脚
　　　　
　　在锺山县，类似杀人分食的案例不少，但如此活活折磨的却不多。如另一案中，受害者刚被殴倒在地，人们便蜂拥而上执刀割肉。未能拥进里围的指挥者（记得好像是支书）大呼：“不许抢！生殖器（记不清当地土语了）是我的！”受害者苦苦哀求：“行行好，让我快点死吧！”一人大发“善心”，狠狠一棒将其击昏。受害者名字我尚记：甘大作。上林县三里公社曾发生一起大屠杀，一次杀害一百六十余人。起因于一起“国会纵火案”：在军队支持下，一派成立革委会后，加紧打击另一派。几人密谋，半夜用一小炸药包在自己的公社革委墙上爆破了一直径不超过一米的窟窿。天未明，广播喇叭就公布这是对立派破坏新生红色政权的罪行，号召以战斗来保卫。随即开始大肆逮捕，将对立派骨干及“牛鬼蛇神”一百六十余人押解到河边，一声令下，用刺刀、枪托、大棒驱赶到河中。桥上的民兵打靶似地射杀未淹死的人。一水性好的人潜泳顺水逃遁，人们沿岸追了二里，终将其击毙。一百六十余人无一幸免。那天到过现场的人们都扔掉了鞋：血泊没脚，鞋全泡透了。

　　　　
　　还是在该县，我访问了一位被害者遗属。在一间极其简陋的土房内，我见到了这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父亲被民兵在村外暗杀，将尸体扔进山洞。他母亲因做稻草人误用了有伟大领袖的报纸，被批斗死。他的两个哥哥也被打死。亲戚带上这颗独苗子逃到三里，恰逢三里血案，吓得他们又逃往他方。那时节，他不过六、七岁，不懂事，天天哭喊着要回家。他哪里知道一家人早已死绝，欲斩草除根的凶手们正到处找他！小伙子平静地诉说着往事，泪水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但他克制着，硬是没让它掉下来。陪同我的干部，随口讲起某村的一桩惨事，以此证明这孩子亲人之死尚非惨绝人：中学生正在犁田（耙田？），忽来人通知带上语录和绳子立即到公社开会。刚到公社，便被用他自带的绳索将其绑缚，毒打致死。老父老母已六十来岁，闻讯拉着架子车去收尸。血迹斑斑的尸首拉回来却无处掩埋：集体地是不许埋，自留地是不许埋，山坡上也不让埋！──如此死无葬身之地，有何弥天大罪吗？不，他仅仅是一个对立派（四·二二派）！老两口万般无奈，只好踉踉跄跄将儿子尸体背上荒山，回家取来煤油和几斤黄豆（有黄豆易将尸体烧尽），架起一堆火烧尸。老父一边烧一边哭喊：“天哪！谁听说过人世上有这种惨事啊！哪有自己动手烧自己儿子的啊！”

　　　　
　　灰飞烟灭。一个年轻的生命转瞬之间消失得无踪无影。而那水牛，还拖着犁耙伫立在水田里等候小主人归来……
　　　　
　　还有比这更悲惨的事吗？悲惨是不能比较，尤其是不能容许旁观者比较的。我只能说还有类似的惨剧。记不确是哪县了，反正是钟山、蒙山二县。案卷里凶手们描述了如下场面：

　　　　
　　深夜，一行武装民兵押解一男一女到村外活埋。男的是刚成年的儿子，女的是母亲。她毕业于清华（北大？），因丈夫解放时去了台湾，便成为凭空捏造的“反共救国军”的当然成员。在活埋坑里，母亲问儿子：“咱们就这么死了吗？”儿子答母亲：“不承认是死，承认也是死，反正不免一死了！”凶手们令他们躺下，开始填土。忽然儿子翻身坐起，说：这么死太难受了！”凶手遂一梭标刺穿胸膛，往回一拽，梭标头上带出一块肺，血如涌泉……──我翻阅案卷时，身旁一位处遗办工作人员介绍道：凶手们的供述中隐瞒了一个重要情节：他们猥亵地强迫儿子趴在母亲身上活埋的。哦，记起来了，这正是那个闻名全广西的丑恶无比的案例！
　　　　　　　　　　　
割下地主女儿的头颅当篮球掷
　　　　
　　　如此丑恶的案例尚有若干：有强迫孙子背年迈无力的老祖父赴刑场的；有强迫儿子捧起刚被打死的父亲的血涂在“烈士墓碑”上让亡灵享血祭的；有教师想吃“美人心”而将自己漂亮的女学生打死挖心的。【此案曾落实，但凶手后翻供，说他举铁锹去挖心时铲不动。女学生死时背着小弟弟（妹妹？）胸前交叉的布背带很结实。我追询最初的案卷，处遗人员称怎么也找不到了！】

　　　　
　　　著名语言学家、北大教授王力家乡博白县尚有一案：一浪荡贫下中农子弟趁乱欲强奸一地富女儿，女不从，便将女杀死。又到公社革委领导处要求入党、表扬：我对阶级敌人斗争多坚决！领导说：光我们知道还不行，得让大家都了解你的事迹……。该无赖将被害者头颅割下，到公社中学，趁放学之际在篮球场上以人头作球，蹦来跳去，“投篮”不休，引得人山人海围观，人人自愧弗如。于是大会表扬，光荣入党……。──我因时间不够，未亲赴博白县落实此案，但此类传闻，其实可靠性十有八九。文革中，我曾听说一人肩扛一条人腿回家去吃，大白天招摇过市，那腿上还穿着裤子。此事颇不可信。但十年之后此行广西，我居然在某县又听目击者几乎一字不差地讲述了一遍，连那脚上的裤子亦千真万确，绝非杜撰！

　　　　
　　　　　　　　　
　　　　　　　　专吃男人生殖器的女革委副主任
　　　　
　　　　　　
　　通过民间渠道采访受害者遗属，采访老办案人员、公检法干部，我摸清了一些案件。某案，小派（四·二二派）在大派（联指派）数县武装力量的围攻下溃败而逃。某头头被擒，被剖腹挖肝，分食殆尽。后将他被剔得只剩副骨架子的残骸挂在闹市示众，逼他妻子跪地请罪。一凶手执匕首在她背上划了一刀，惋惜道：瘦了点，不好吃！然后逼问：这是你男人吗？是。你男人是反革命吗？是。女人已身怀六甲，血汗如雨。折磨够了，最后说：你不是爱你男人吗？你就抱着他人头睡觉！于是将早已砍落的人头塞给她，硬逼女人抱头睡觉。在这种毫无人性的折磨下，女人精神分裂。　　
　　某案，一青年码头工人，因是小派成员，便借口他曾倒卖过什么东西（反正是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记不清了），将其游斗打倒在地，然后头着地拖到江边。至少有一百级左右的石阶已将他磕得血肉模糊，昏死过去。凶手执刀开膛取心肝，一刀拉下去，他竟长嘘一口气，双手将凶手抱住，吓得凶手魂飞魄散……。我到他哥哥家采访，一家人几乎是麻木地回忆了往事，没有控诉，没有愤怒，只有心如死灰的淡默。妻子携孩子早已远嫁他乡。我给他年近半百的哥哥照了相。这个虚肿的中年汉子早已成为一具丧失表情的木乃伊。

　　　　
　　某案，村支书将对立派某人妻子奸污，怕日后报仇雪恨，遂煽动村人将其全村同姓人家不分老幼悉数捉拿，并威胁利诱村人押解这些无辜者乘船渡过黔江，在县城墟亭附近的闹市区批斗致死，割食殆尽。这便是武宣独有的一例“灭族”案。
　　
　　某案，一女民兵因参予杀人坚定勇敢，且专吃男人生殖器而声名远播，并因此入党做官，官至武宣县革委副主任。处遗时期中共中央书记处一天一个电话催问处理结果，并严厉责问：像这样的人，为何还不赶快开除党籍？但该女革委副主任拒不承认专吃生殖器，只承认一起吃过人。最后的处理是开除党籍，撤销领导职务。现已调离武宣。县处遗办人员谈此案时，称：她当年还未出嫁，还是个姑娘，估计也干不出那种事……。

　　　　
　　　　　　　　　桐岭中学黄校长被学生分食案
　　　　
　　可与上案轰动效应“媲美”的，是桐岭中学黄（家凭？）校长被学生分食案。这是一个极其完整的故事。我尽可能凭记忆将这悲惨的故事叙述得较为完整：黄某出生于武宣山区一富豪（地主？）人家。青年时代接受了马列主义，向往革命，后成为游击队支队长。老父亦同情革命，他家便成为最可靠的联络点。共产党的重要会议，许多都在他家秘密举行。解放后，黄某任苍梧县副县长（县长？）。大约在五十年代中期的一次政治运动中，查出他曾有变节行为，遭到政治打击。（关于广西地下党冤案，详见后。）事情是这样的：一次国民党军队将他及村人包围在一山洞中，喊话要他出来缴枪。本来山洞中有足够的粮食，饮水和弹药，完全可以长期坚持，但为了洞内外大批群众的安全，黄某只好出来缴枪。村民遂得以平安，黄某也并未受到处置。没过几天，他又上山拉起了队伍，转战于桂东山区，并坚持到最后胜利。大约是六二年，他的冤案得到平反。长期调查核实：他并未出卖同志、出卖机密。缴枪不仅事出有因，而且很快又拉起队伍，为革命事业立下许多功劳。但他留了个小小的尾巴：革命不坚决
，在困难时期产生动摇。留尾巴就留尾巴吧。县政府的位置早已蹲满，已不可能官复原职，于是给了他个级别大致相当的重点中学校长。又五、六年过去，当初给他留下的那个“小尾巴”终于要了他的性命。

　　　　
　　文革中，“抓叛徒”成了权力斗争的一大法宝。学生们不知怎么知道了校长的“小尾巴”，便把他打成叛徒，大小会批斗。一晚批斗会结束，几个学生押他回宿舍。为首者说，看守太麻烦，乾脆打死。于是在黑暗中一棍子击在头部，他很快便停止了呼吸。次日清晨，便有学生执刀割肉，以示与之划清界限，斗争到底。割肉很快形成风潮，整个桐岭中学校园内，到处是两块砖架上一块瓦的小灶，炊烟袅袅。收尸的“牛鬼蛇神”教师后来追述，黄校长被割得只剩下一副骨架子，用两个挑土的竹簸箕一装便挑去埋了第一个割肉者谁？竟是校长大儿子的女友！此人原来狂热追求校长公子，此时为摆脱关系，竟恶狠狠第一个操刀割肉而食！

　　　　
　　晓明，你一定还记得咱们二访广西时，一天晚上到咱们住的旅馆来长谈的那小伙子吧。那就是黄校长的二儿子，在广西民族出版社当编辑，名叫黄×周。第二个字忘记了第三个字记住了，因以姓为名极罕见。当时他逃亡在外，家里写信叫他千万不可回来；只要他在外，村人便不敢杀害母亲及年幼的弟妹。后来各级革委的保证下，他终于回村了。凶手们早已埋伏在村外，准备先将他暗杀，然后再收拾他母亲及弟妹。回村半途，他到一亲戚家住了一夜。凶手们未等到，以为情报有误，收兵回村。次日他才得以安全到家。小住几日，立即感到肃杀之气逼人，便又出逃。

　　　　
　　　　
　　经过在武宣的紧张采访，我终于可以权威地概述广西文革的吃人场面了。根据情绪逻辑，我将其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广西吃人狂潮的三阶段
　　　　
　　一、开始阶段：其特点是偷偷摸摸，恐怖阴森。某县一案卷记录了一个典型场面：深夜，杀人凶手们摸到杀人现场破腹取心肝。由于恐怖慌乱，加之尚无经验，割回来一看竟是肺。只有战战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来酒，有人找来佐料，就着灶口将熄的火光，几个人悄悄地抢食，谁也不说一句话。次日晨，唤同伙来吃剩下的；怕人们不敢吃，诡称是牛肝牛心。待吃完后才得意洋洋宣布吃的是某某的心肝……
　　
　　二、高潮阶段：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此时，活取心肝已积累了相当经验，加之吃过人肉的老游击队员传授，技术已臻于完善。譬如活人开膛，只须在软肋下用刀拉一“人”字形口子，用脚往肚子上一踩，（如受害者是绑在树上，则用膝盖往肚子上一顶——）心与肚便豁然而出。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的任人分割。红旗飘飘，口号声声，场面盛大而雄壮。有的村庄则别具特色：将人肉与猪肉切作大小相同的块儿煮熟，大锅置于视线之上，村人每人过来一块。当我的惊骇与愤怒已被大量丑恶所麻木后，发现这是一个饶有情趣的心理学现象。出于“阶级仇恨”、“立场坚定”、“划清界限”等等集体疯狂，人们的表层心理是决心吃人；然而不可能完全泯灭的被压制于深层的良心却又在顽强反抗。这时候，折中的思路便是：参与吃掉这个人，但最好自己又没吃到这个人。于是，人肉猪肉混煮，盲目夹一块吃的方案便满足了互为矛盾的两方面心理要求，使兽性与人性达到了高度的自欺欺人的和谐，使集体疯狂与个体良心并行不悖。自然这不是广西人的发明：土改时候全国各地的一人一石砸死、一人一棒打死、一人一刀杀死等“群众斗争”场面，其心理特点与集体吃人并无二致。只不过群众性吃人把心理矛盾激化到顶点，因而产生出最富戏剧性的奇特形式。

　　　　
　　三、群众性疯狂阶段：其特点可以一句话概括：吃人的群众运动。如在武宣，象大疫横行之际吃尸吃红了眼的狗群，人们终于吃狂吃疯了。动不动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掣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哪块肉。一人告我一生动细节：某老太太抢割了一叶人肝，高高兴兴拎回家去。其时正下微雨，人血和着雨水从肝上流下来，在老太太的身后留下长长一条淡红色的血痕。还有一老太太听说吃眼睛可补眼，她眼神儿已不好，便成天到处转悠，见有“批斗会”，便挤进人丛作好准备。被害者一被打翻在地，她便从篮子里摸出尖刀，剜去眼睛掉头便走。有几位老头子则专吃人脑。砸碎颅骨取脑颇不易，便摸索出经验：每人携一精细适中之钢管，一头在砂轮上磨成利刃，当人们割完人肉后，他们才慢悠悠挤过去——反正没人与他们抢人脑——每人在人脑上砸进一根钢管，趴下就着钢管吸食，如几个人合伙以麦管吸食一瓶酸奶！有妇女背着孩子来，见人肉已割尽（有时连脚底板的肉全割净，只剩一副剔得干干净净的骨架），万分失悔：孩子体弱多病，想给孩子吃点人肉补补身子。——至此，一般群众都卷入了吃人狂潮。那残存的一点罪恶感与人性已被“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刮得一干二净。吃人的大瘟疫席卷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极之形式是毫无夸张的“人肉筵席”：将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烩、煎，制作成丰盛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吃人之极盛时期，连最高权力机构——武宣县革命委员会的食堂里都煮过人肉！

                     留将燧火好传薪
                                            野夫
       ——独立中文笔会2010自由写作奖获奖致辞
     
      很难想象，人类还有这样一个以“自由”命名的写作奖存在；且她所奖励的只是那些为“创作自由”的天赋权利，而默默苦行的汉语写作者。
      很少有一个民族及其文字，在被刻划三千三百多年之后，还不能抵达其自由书写的本源；还要以奖掖的方式来鼓励其使用者，实践语言与生俱来的自由属性。
      也因此，当这一奖项被命名之际，中文就在人类各语种面前变得尴尬。当我有幸站在这一略显孤单的获奖阵容中之时，即刻如鱼在案，内心的鳞片层层剥落——我们在世界面前，裸陈我们的卑怯、软弱和绝望下的扎挣。
      在所谓的三千年文明史背后，我们的母语写作，几乎很少实现过她的真正自由。无论是精神层面抑或世俗权利，自由与吾族都形同冰炭，一旦遭遇，便生煎熬般的剧痛。六十年来，写进人类各种宪章的这一神圣词汇，在大陆汉典中几与罪恶齐名。无数文字狱的冤魂血色弥漫，因言获罪的新囚层出不穷。视自由为畏途，望自由而眼穿；自由之圣火在远东的稀薄空气中，奄奄若萤灯，始终未能照亮这个苦难民族百孔千疮的心灵和前路。
      
      我看见这块土地上，无数试图为自由而写作的人，多要被驱逐流放，被割喉拔舌。血沃中原，始终难以催生自由的劲草；尸横长街，平添专制恐怖之膻腥。无数识文断字的人，只好化写作为一种演算；在这个极权营造的势利犬儒时代，字斟句酌着他们在尘世的功名利禄。
      许多年来，我们习惯了在这样一种虚伪、怯懦甚至卑鄙的语境中成长；从孩提岁月里即被灌输向屠伯谄媚的淫声巧技。正直和真诚言说——这样一些凡人应有之品质，竟然罕见地变成泱泱大国里的一种珍稀美德。
      我们逢迎体制，膜拜邪恶，同流合污于颓世浊浪。侏儒般的胸腔贫血，骨质缺钙，不需要强暴，就能天衣无缝地与这个可耻的小人政治时代通奸媾和。
      我们鲜有怀怒警告暴君的作家，却盛产含泪劝告草民的阉竖。许多桂冠簪缨的名流，著作等身却浑无人话；他们对时刻存在的管制封杀和冤狱视若无睹，竟然可以面对世界大言不惭地声称——这是一个创作自由的国家。
      我常常在想，那些创造了汉字和汉语文学的先民，那些倡导了言志载道怨讽伐罪的伟大传统的远祖们，当他们高贵的灵魂穿越历史，俯瞰我们这一时代的文学时，该是怎样的含血喷天。一个最黑暗荒诞的世纪，却难以在青简中被记录确认——这将使我们每一个亲历见证者，都会因这种失语而愧对前世来生。
      
      若干年来，我背负着这样的耻辱行走在母土之上，怒见山河不平，磨损万古长刀。大地呻吟，入耳锥心；毫霜掷罢，眼枯天寒。这是怎样一个末法世道啊，作恶者肆意弄权，平民被愚弄践踏。铲平的遍野荒坟上伤痛被抹去，碑碣粉碎风化于黄昏；整整几代人的喋血苦难，至今还听不见晚祷的钟声响起。
      真实地说出我们看见和亲历的时代，真的是那么困难和危险吗？
      所谓的自由写作，并非多么尖端的技艺，更不是想象中那样高危难攀。她只需我们虔诚地匍匐于时光的尘沙里，捡回我们丢失的正直即可。我们心灵正直，便能明辨善恶美丑，即可深知正邪是非——而这，仅仅是一个写作者的基本品质。也只有借此，我们才能真正抵达心灵的自由，让写作成为一件有价值、不耻辱的义行。
      于是，我开始在深夜提笔，给那些像良心一样醒着的公民，在酒后讲我的故事，讲这个时代的来历。也许他们都知道，都厌倦听，但那是他们听来的；只有我的，是我在醉后还疼着的。雪下在大地上，我写下的却不是诗句，是彻骨的寒意，是对一个恶世的诅咒。
      我从来不是一个淡忘恩仇的主张者。记录这一切是为了完成对自己的救赎，但同时也一定是要在历史中追诉那些肆无忌惮的恶行——没有文字的追诉，社会公义不仅无从实现，还将给一代代的贪腐虐杀者继续施与侥幸。如果善良不被表彰，作恶无需畏惧被公布的羞耻，那罪恶就会千秋万代地重复，永远没有人感到后怕。如果所有的罪恶都理所当然地被宽恕的话，那这个民族将永远没有敬畏和禁忌。
      
      感谢独立中文笔会，感谢评委将我眼中至为高贵的这一奖励颁予我，使我有幸与那些历届获奖的义人们站在了一起。自由，是我们心中永恒不灭的灯盏，她不仅烛照我们卑微黑暗的生活，还将一直是我们寻找同仁的预设胎记。
      我深知自由写作奖是荆冠，是刺骨剖心的疼痛；但她更是对我今生无尚的加冕。我愿意在此荣誉之光的照耀引领下，回归到更本真的文字战列之中去；而且将这种勇气和坚持，像燧火一样传递给在民间不懈努力的所有弟兄。
      谨此，向独立中文笔会致敬！向所有心怀自由梦想而尊严写作的人们致敬！